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梁思永病逝,中國考古學界一顆巨星在他五十歲的英年殞落,科學界同仁無不傷感悲泣。梁思永的遺骨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由梁思成親自設計的漢白玉臥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撰寫的墓誌銘: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梁思永先生之墓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卒
郭沫若敬題
對於梁思永的墓誌銘,許多年後,有人認為郭沫若如此題刻,是對這位學術巨人的不敬。梁思永的成名來源於他對中國考古學所做出的重大貢獻,他的業績是通過一個無與倫比的考古學家的身分創造的,絕非一個考古所副所長這樣一個官僚位可與之相提並論。失去了考古學家的頭銜,梁思永不再是人們心目中崇敬有加的梁思永,也不是一九四八年當選為首屆中研院院士的學術大師梁思永,而只能是宦海浪潮中,一個整日戰戰兢兢的刀筆小吏。一九二七年二月,梁思成從美國致信父親梁啟超,對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學專業於國家民族進步,提出了到底是有用還是無用的詢問。對此,梁啟超作了斬釘截鐵地回答:「這個問題很容易解答,試問唐開元天寶年間李白、杜甫與姚崇、宋璟比較,其貢獻於國家者孰多?為中國文化史及全人類文化史起見,姚、宋之有無,算不得什麼事。若沒有了李、杜,試問歷史減色多少呢?」又說:「思成所當自策勵者,懼不能為我國美術界作李、杜耳。如期能之,則開元、天寶間時局之小小安危,算什麼呢?」梁思成與梁思永兄弟的確沒有做成近代的李、杜,但卻用自己的辛勞和智慧構築起前無古人的名山大業,成為近代田野考古學與建築史學這道星河中最亮麗的明星,其對中國乃至世界文化使的貢獻,怎是一個小小的副所長的官帽所能涵蓋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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