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

        從1870到1914年，德國享受了長時期的和平，加上社會普遍繁榮，全然改變了德國的學術環境。為五斗米折邀的小資產階級教授們，如今成為一批擁有巨大宅第和女僕的上層階級學院派教授所取代。此一轉變，促成了學術性沙龍的出現。韋伯就是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大學教授的住宅的。

        德國的思想傳統和積累下來的學術，特別是在史學、古典文學、心理學、神學、比較文學、語言學和哲學方面，使十九世紀晚期的德國學者，站在一個優越的基礎上，來展開他的工作。...

--〈韋伯小傳〉p.32-33

        在韋伯的許多朋友看來，韋伯對於工作嚴肅的奉獻，舉止儀表中明顯的情操與尊嚴、以及他的言談所具有的力量與洞見，都是表現出宗教傾向的現象。但是，若我們沒有領會到他對宗教問題的看法是如何地清醒實際（disenchanted），我們便幾乎無法瞭解他的思想。韋伯對母親的情感，以及真正對宗教無所求的態度，使他永遠不會像尼采那般，對神發出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式的褻瀆。尼采這位十九世紀最偉大的無神論者，在韋伯看來，最終乃是「布爾喬亞庸俗主義難堪的殘留物」而已。

--〈韋伯小傳〉p.33-34

        韋伯認為，一切"信仰"皆要求"理知上的犧牲"；我們可以說，韋伯根本上就無法作這種"犧牲"。近代法西斯主義所代表的那種猶如夢魘般的信仰，是無法迷惑像韋伯這樣熱情地奉獻於理性社會科學的人的。他的著作裡所呈現的基本思想風格，是西方的實證主義——這是啟蒙運動的一項遺產。他的思想的基本意向，並非像蘭克學派那樣，想精心地建構出一個大的時代表，讓每一個時代"都和上帝同樣接近"，而是去構造思想的工具，以期產生"後見之明"，協助"先見之明"的產生。「知識乃是為了預知，而預知則為了力量」（Savior pour prevoir, prevoir pour purvoir）——孔德實證哲學的這個動機，乃是韋伯觀點的基礎。雖然他出身"歷史學派"，但是對歷史及其獨特性，他絕對不採取任何求取道德教訓的態度。不顧歷史學家的敵視，他委婉地建議他們對"合於定律的規則性"（lawful regularities）作探討，以為歷史的一門"輔助"科學。他自己則著手撰寫大規模的社會史。

--〈韋伯的政治關懷〉p.59-60

        多少算是理性的經濟，甚至某種雛形的資本主義，在許多文明裡都曾出現，就像許多文明也有政治權力、系統思考、音樂、習俗以及法律的基本形式；但只有西方，發展出了像現代資本主義這種不斷成長的經濟體制、一種奠基於數學和實驗性的科學、以科學為基礎的工技、以及像近代國家這樣的統一性政治結構、一套具有合理性的法律、音樂的和聲和諧奏。當然，幾乎在每一種文明中，都可以找到某種程度的合理性（rationality），但只有西方，發展出了深入人類活動各個領域的系統化合理主義（rationalism）（雖然今天世界各地都正在接受這種系統化的理性主義）。不過，韋伯對西方文明的這些成就，並不表示特別讚賞，因為他了解其中的代價：這個世界被袪除了迷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事實上，我們生活的，是一個理知化了的世界，一心專注於專業化與人為化。我們發現：生命已不再如以往的時代那麼具有魅力，鼓盪心靈的詩和宗教上的合一皆是如此。這就是為什麼有許多人，在無法調適精神以應對現代世界的變遷之餘，變得毫無生氣而對生命無所擔當；這也說明了年輕人為什麼躲到小社群裡去，以求復甦生命的活力，無論多麼微弱。

--〈韋伯的學術〉p.80-81

......在兩篇演講中（即〈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和〈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這個架構都是一樣的，首先，他討論外在的條件，也就是讓學術和政治兩種志業成為可能的制度方面的態勢。然後，他開始討論這兩種志業對個人施加的要求。這個題目有兩個層面：在一種涉及結構的"客觀"角度來看，學者及政治家的角色，以及在一種主觀的意義之下，意義這個題目。這整個題目，進一步轉化成對於作為一種志業的學術和政治本身的討論。顯然地，韋伯想要表達這樣一個論點：在不考慮制度方面的脈絡的情況下，個人固然無法了解他的職業角色的"意義"；制度的"意義"，也只有在考慮這些制度的一般性社會脈絡時，才能夠被了解。

        但這尚不是全貌。韋伯不僅想顯示這樣的主題需要我們作社會學的分析，他更想清楚地指出，決定學術和政治的功能，乃是現代最重要的唯一問題。既然近代歷史在思想方面最具意義的事件，是世界的除魅、理知化和理性化，關於學術及政治之角色的問題，直接影響到近代世界的意義這個問題。科學知識散佈了一項信念：「在原則上，透過計算，我們可以支配萬物」，由而打破了諸般遭救贖宗教對提供意義這個功能的壟斷。學術和政治似乎已取代了宗教的地位。它們是否必須把宗教的特殊功能也接收過來呢？畢竟，一個已經不見宗教壟斷的社會，依然需要意義。已除魅的世界，依然提出意義的問題。讓學術和政治這兩種支配性的力量，來負責解決意義的問題，豈不是最顯然的想法？這兩者豈不是該成為唯一道地的志業，尤其時當這個以除魅的世界正進入一個革命的時期，如德國然？在這種局面下，昔日投注在靈視者和先知——這些發配聖禮和天啟的人——身上的期待，會轉移到學者和政治家身上，豈不是很容易了解的事？最重要的事，如果學者和政治家願意接受這種轉移，豈有可怪之處？在提出這些問題的時候，韋伯同時回答了除魅後的世界的"意義"這個問題。

--〈價值中立與責任倫理〉p.100-101

《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Max Weber．遠流1991（二版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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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學期第二次上「當代」時，這本書快讀到了尾巴，趙鐸看到書時，說：啊妳不是不喜歡社會學了嗎？怎麼還在讀這種書。我立馬反駁：那有。那一天老師講課，正好就在黑板上寫下了disenchantment。這是所有當代宗教史的開頭（困境）吧？

        關於韋伯......去年聽了一次國科會經典譯著計畫的演講，清大的張旺山老師翻譯《韋伯方法論文集》；還有一次是群學請簡惠美老師談《韋伯學思路》，在公館誠品三樓。那天人好多，幸運地擠到最後一排的最後一個位子，才發現隔壁是恩霖。他在整個演講中跑前跑後進行主持。簡老師比我想像中年輕很多，本以為她已經是位老太太了呢。她回憶起康樂先生和翻譯活兒時的趣味，那個語調輕細而文雅。至於張旺山老師那場，記得最清楚的是孫中興老師大嗓門的評論：作為金字塔尖端、御飯團的第一口，但我竟然看不懂（不是指翻譯品質，而是韋伯本身的詰屈聱牙）。

        那兩本書的封面，透著韋伯散發出的鬱鬱神情，自有迷人處；但你見是巨人、是一座大山，所以自覺永遠無法攻克。新教倫理我永遠剩下讀不完的一章，每次我弟都會用這個激我：欸妳那本書什麼時候要讀完啊？羞恥是羞恥，但書還是站在架上好好的。其他天書就更不用提了......

        昨天和書佑子看電影不成，索性坐在餐廳裡說話、盤算下一個行程。但從七點半坐到九點離開，再沿著松江路新生南北走阿走，講到信義路永康街，進到捷運站恍然已近十一點。老少女的小事是一定聊的，但那些最滔滔不絕和激動之處，莫過於亞洲人皮西方骨子台灣小島的那些事兒。其中總有些討論，和這位大叔所關注的有一些交集，但我們終也只能含糊的講論，那麼一點點；因為在一個相對少人的身份與位置，思想太少、聲音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