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社會理論介紹：哈伯瑪斯與公共領域

引言

        尤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為西方馬克斯主義法蘭克福學派之大家，是德國當代批判理論之著名哲學家和社會學家。

        作為與法國傅柯（Michel Foucault）並列當代最具代表性的批判理論思想家，憾恨於作為社會系學生時，修習社會學理論因趕課之故，未及深入理解哈伯瑪斯的理論。但在其他課程，無論是資訊社會學或公共行政學，總見哈伯瑪斯的論述和影響；其捍衛啟蒙傳統和現代性的鮮明身影，令人備感好奇。

        本文將敘述哈伯瑪斯的學術生平及成就，並著重其恢宏論述中的一項核心概念：「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並理解此概念在資訊社會網際網路中的可能與發展。

壹、學術生平

一、           學術際遇

        哈伯瑪斯出生於1929年德國杜賽道夫（Düsseldorf）。1949年就讀哥丁根大學（Göttingen），受馬克斯主義哲學家盧卡奇（György Lukács）影響，開始接觸青年黑格爾學派。1951年入波昂大學（Bonn），三年後以《絕對與歷史——論謝林（Schelling）思想中的內在衝突》獲得哲學博士。

        畢業後，哈伯瑪斯擔任兩年記者，多評論工業社會的現象。1956年，至法蘭克福大學擔任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助教，在其指導下加強理論研究和經驗調查。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在戰後由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諾所領導，以黑格爾辯證法和馬克斯政治經濟學兩大利器，不遺餘力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哈伯瑪斯即在此環境中重新認識馬克斯；並於馬堡大學（Marburg）通過博士後研究《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而本書正是其學術生涯中研究理論的基礎。

        1961年，哈伯瑪斯受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之邀，至海德堡大學擔任哲學教授。1964年，轉任回到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1971年，前往史坦堡（Starnberg）任普朗克學會（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Scientific-Technical World）的所長，往後十年著作頗豐，以《溝通行動理論》最為重要。1982年，返回法蘭克福大學任教，1993年退休。退休後仍講學、發表不輟，觀其學術生涯，著作等身、獲獎無數。

        僅列舉幾項哈伯瑪斯的代表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962）、《知識與旨趣》（1968）、《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問題》（1973）、《溝通行動理論（卷一）：理性與社會的理性化》、《溝通行動理論（卷二）：生活世界語系統——對功能論理性的批判》（1981）、《事實性與效力：建立一個以法律和民主法治國家的言說理論》（1992）。

二、           學術論爭

        哈伯瑪斯參與了無數次學術論戰，從中可見其思想與其他思潮關係，重要代表有：

• 1961年，加入了阿多諾與波普（Karl Popper）的「實證主義之爭」，哈伯瑪斯認為實證主義未區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差異，並指出波普等將理性窄化為工具理性。在其研究生涯中，一直視實證主義為死敵。
• 1967年，與存有論哲學家高達美進行「詮釋學的爭論」，哈伯瑪斯主張不應過度抬高語言和歐洲傳統，而放棄反省和批判的可能。
• 1971年，與系統理論社會學家盧曼（Niklas Luhmann）展開「社會理論的論戰」，哈伯瑪斯認為系統是工具理性的結果，而社會演化則不應視為系統分化的結果。
• 1979年，與後現代主義哲學家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掀起「現代性-後現代性之爭」，全面攻擊各個「反啟蒙」哲學大師，指出他們對理性的批判站不住腳。

        這些論爭反應了哈伯瑪斯的思想是現實性的，不只展現他與時代問題的互動關係，他在爭論中也不斷地擴大、修正和補充個人原先觀點的不足（曾慶豹，1998）。

三、           學術評價

        哈伯瑪斯不只企圖建構社會學理論，還具有建立跨學科理論的野心，包含哲學（尤其是道德哲學和語言哲學）、政治理論、心理學和語言學。他以綜合馬克斯主義和韋伯學派（Max Weber）關懷的法蘭克福學派為理論起跑點，建構了一個現代社會結構及其動態性的分析理論（Cuff & Payne, 1984）。

        哈伯瑪斯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大將，貢獻在於突破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既有框架。因為批判理論的前輩大師（如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只停滯在黑格爾的精神遺產中，輕視馬克斯以外的所有「資產階級科學」。他們將理性看得太過狹隘，只認知到兩種形式：支配的「工具理性」和關乎自由的「解放理性」，當「解放理性」被「工具理性」侵害，他們只能悲觀以待。

        但哈伯瑪斯推論出前兩種類型以外的第三種理性：「溝通行動理性」。此概念指出人類社會行動的根本，不在於貫徹意志，而在於與他人溝通並相互瞭解、建立具有共同規範協議的意識，而溝通的媒介正是語言。此論述擴展了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中的侷限，將德國十八世紀以來、以「意識哲學」為基礎的傳統社會學，轉以「語言」作為典範（Cuff & Payne, 1984；曾慶豹，1998）。

        哈伯瑪斯廣泛吸納了當代哲學的論述，如精神分析、語言分析學派、實用主義、詮釋現象學等，增進法蘭克福學派的論述範疇（曾慶豹，1998）；也繼承了古典與當代社會學的遺緒，除了馬克斯傳統，韋伯的理性化和合法性、涂爾幹（Emile Durkheim）機械連帶至有機連帶的社會演進觀、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結構功能論中的系統，也皆被涵納至哈伯瑪斯的論述中，成就其「綜合理論家」的身份（Cuff & Payne, 1984）。

貳、           公共領域內涵與探討

        因哈伯瑪斯論述橫跨諸多領域，對當代哲學和現代性的思辨論述尤為繁複，本文只著重「公共領域」的介紹，補充與其最相關的「合法性危機」和「溝通行動理性」概念，並整合不同學者對公共領域的評價，最末探討公共領域在資訊社會中之可能。

一、     公共領域

1. 定義內涵

        德文Öffentlichkeit，英文譯為public sphere，即公共領域；或譯作public discourse，公共論域。儘管公共論域一詞比起公共領域，更符合哈伯瑪斯「溝通辯論」的旨趣（曾慶豹，1998），本文將統一以公共領域一詞指稱。

        公共領域，指介於社會和國家之間進行調節的中間地帶，一般利益問題的公共討論與批判在此獲得法律保障、形成輿論，以監督國家權力和影響國家的公共決策。哈伯瑪斯將公共領域的結構，劃分為私領域和公共權威領域二部分，此乃建基在國家和社會二分的原則之上（見表一）。

表一（Habermas, 1989；轉引自陳玟伶，2002）

　　「公共」指社會成員都普遍關注某些應當獲得關心的事物時，這些事物就具有公共性。事物之所以是公共的，並非因它是全然客觀的存在，而是當這些事物與社會整體或共同利益有關，才被算為公共事物。但與「公共」有關之事務並不構成「公共領域」，還需進一步辨別「公共輿論」（德文：Öffentliche Meinung，英文public opinion）。輿論雖然來自於私人意見的表達，但是並非透過官方或政治意識形態的機關，而是公眾普遍承認的某種統一和協調的途徑，合法地獲得確立。

2. 歷史條件

        公共領域的出現，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有直接關係，是資產階級社會一項極為重要的成果。它興起於資產階級開始對抗封建主義的專制統治。

        為了與舊有的宮廷和教會勢力分庭抗禮，資產階級積極支助文人活動和新聞報章雜誌的建立，以培養批判舊勢力的聲音。公共領域的具體場所，如法國的文藝沙龍、英國的咖啡館、德國的餐桌社會等（即表一中的文學公共領域）在十七、十八世紀大量湧現，此促使了新的「有教養的階層」（the educated classes），一批以法官、醫生、牧師、軍官、學者等專業人士為主的閱讀公眾，成為公共領域的新興力量。透過使個人集合成為團體的公共輿論和「言說辯論」新秩序，營造出一國家機器和家庭私人之間的公共生活空間，質疑和對抗國家強制性的公權力，體現了言論和集會自由的內在精神。

　　雖然哈伯瑪斯把現代社會的批判機制，歸結於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出現，但並不表示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等同於真正的公共領域：因為資產階級以財產和教育限制為由，把特定團體排除在外、並非全民參與的結果。哈伯瑪斯反而批評了當時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者，如彌爾（John Stuart Mill）和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他們主張採行由菁英所主導的代議制度，然而代議制具有明顯的社會階級權力關係，離真正的公共輿論社會仍有相當的距離（曾慶豹，1998；陳玟伶，2002）。

3.公共領域的特徵

• 公共性：哈伯瑪斯從康德對啟蒙的論述中得出「公共性原則」，此原則展現在「批判功能」和「言說辯論」。前者，即資產階級站在攸關個人商業利益和公共議題，以理性立場辯論國家權力的合理性和統治，並與之對抗；後者，即言說辯論的語言不受公權力干擾，而把發言權交諸公眾，以出版、結社、聚會等公開方式展開。
• 理性化：此乃公共領域的根本原則，資產階級以此奠定了社會自我批判的內在機制和標準。公共輿論的前提，是要先預設有一群有理性能力的公眾存在，並非以暴力奪權、或以一種意識形態取代另一種意識形態的方式進行，而是透過理性和具備交互主體性的個人，讓現代社會進行「合法的權力競爭」。
• 公開性：透過一批在政治上有能力和社會上處於平等地位的公民聯合，以選舉的方式交換意見，使國家及政策能受公開考驗和監督；資產階級的個人與公共生活連結所形成的公共意見，可以提出統治宣稱和權利宣稱。在法律的保障之下，所有公民能自由地討論普遍利益的問題，而非強迫性的參與。
• 私有性：是公共領域的特徵，也是其先存條件。此特徵乍看與公開性相悖，但哈伯瑪斯強烈堅持，不能省略掉架構出公共領域的私人。因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權力存於私人領域，是私領域的延伸，所以才有所謂的「公共」。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是由源自資產階級私人領域中的「私有性」所組成，應先理解為一個由私人聚集而成的公眾領域，而私人隨後則以此來反對公共權力、與之辯論。

4.        公共領域的消失

        哈伯瑪斯觀察，隨著自由資本主義開始轉向組織化的社會主義，導致二現象：「國家社會化」，即國家力量開始介入商品交換與社會勞動，如：國家試圖處理經濟蕭條或勞資衝突；以及「社會國家化」，社會開始承擔起原屬於國家的職能，如：家族企業的色彩漸淡，開始轉型為提供勞方健全福利的社會組織。當國家和社會的邊界日漸模糊，公共領域的基礎便開始動搖。

        當資本主義不只轉變國家和企業的結構，公眾傳播與新聞媒體的商品化，使得文化論述的批判自省能力開始下降。傳媒內容的媚俗、私人化、遭特定人士和團體操縱，以及無所不在的商業宣傳，都導致公共領域公共性的淪喪。哈伯瑪斯以「再封建化的公共領域」（refeudalization of public sphere）稱之，指出資產階級在公共領域的理性批判和監督功能，將不復存在（Habermas, 1989；轉引自陳玟伶，2002）。

二、     合法性危機

1.        社會型態與合法性來源

        哈伯瑪斯將人類的社會發展進程分為四種型態：原始社會、傳統社會、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以及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在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中，私有財產擁有者要求一個公平、合理、自由、等價交換的交易環境，因此只有能實現自由市場和經濟需求的政治統治，才能獲得合法性。而「公平交換原則」即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統治的合法性來源。

        但到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因「經濟系統」產生弊端，市場的公平交換的意識形態遭到破壞，必須藉由位居樞紐的「政治系統」介入調解、使得生產關係政治化，但卻導致了「社會——文化系統」中公民參與權利和民主程序的正當形式被犧牲，改以菁英進行決策進而導致晚期資本主義的危機。在前述三系統互動中，實存有四類型危機：經濟危機、合理化危機、合法性危機和動因危機；其中又以合法性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最為嚴重（Habermas, 1970；轉引自葉允斌，2008）。

2.        合法性內涵與危機

        哈伯瑪斯解釋，合法性被認為是「正當和公正的，對政治秩序的判斷存在著健康的討論」，是「一種應當被承認的合法性（政治）秩序」。此種值得承認的政治秩序體現在二層面：一為公共領域對國家合法性提供的自覺性論證，另一則在公民對政治秩序的信賴和忠誠。當合法性系統未能提供必要程序之普遍動因（motivation），人民對於社會中政治統治秩序的評價與認可產生質疑，統治的合法性則面臨危機（曾慶豹，1998）。

三、     溝通行動理性

1. 內涵

        哈伯瑪斯認為，理性是在語言作為交互主體性的行動脈絡中，所形成的對話邏輯。對話的過程預示了開放性和超越主體中心，意味著理性允許辯論。溝通行動理性，即在不同主體相互參與中——行動者藉由談話或符號性活動的互動——形成無約制、統一、共識的經驗，確保客觀世界和生活世界的統一性。溝通行動，乃是最根本的社會行動，也是公共領域的基礎。

        然而，溝通行動的開放和批判，並不意味認可了種種不著邊際的論辯。任何溝通的存在，必定預先假定規範的存在並遵守，讓說話者之間能獲得有效性宣稱。溝通是以「理想的言談情境」為前提，使溝通不會受外部影響所妨礙，讓說話主體的自主性能充分展示在語言活動中。

2.  條件

        要展現溝通行動理性、獨立自主的公共生活，達成條件有三：（1）相互關係：說話者之間，要「彼此承認」個人說話的身份與表現，讓對話不受限制；（2）個體化：個體要實際掌握對話的規則，讓說話行動在個體間互動的語言構成範圍中完成；（3）批判的辯論：公共生活的公開討論，不會受到上層權力的拘束，可以對權力進行批判和檢視，進行更廣泛的質問。

        溝通言說要達成有效宣稱，包含以下四特性：（1）可理解性宣稱：說話者所說的內容讓人容易理解；（2）真理宣稱：說話者所說之事真實不虛；（3）真誠宣稱：在表達意見或溝通時，說話者是真心誠意；（4）正當宣稱；說話者採用眾人皆能接受的規則進行溝通。而哈伯瑪斯所提出之理性溝通，正是審議民主模式的基石，主張人們透過此可以達成共識、影響公共決策（Habermas, 1979；轉引自林宇玲，2014）。

四、     公共領域的相關評價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雖於1962年在德國出版，但遲至1989年才有英文版問世。Craig Calhoun所主編之《哈伯瑪斯與公共領域》（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1992）集結了在英文版問世後、所召開之學術會議，諸多學者對公共領域的評價，以及哈伯瑪斯個人的再詮釋與修正。

        公共領域概念的特點有三：（1）聚焦在大眾公共傳播與民主政治，兩者的制度與實踐乃唇齒相依；（2）注重公共領域中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3）避免了「自由市場/國家控制」的簡單二分，因為此二分法支配了過往歐美的傳媒研究（Garnham, 1992）。

        然而，公共領域在論述上存在一些缺失。Thompson綜整了學者們對公共領域的四類批評：（1）哈伯瑪斯過度注重資產階級在公共領域的角色，而忽略歐洲十七到十九世紀其他形式的公共論述和活動，尤其與資產階級時常對立的平民（plebeian）社會行動；（2）資產階級只讓教育和財產達一定程度的個人參與，且以男性為主導、排除了女性的參與；（3）哈伯瑪斯對公共領域衰退的論述並不真確，他誇大了文化工業的控制力量，以及閱聽者的被動特性，並在資訊和娛樂之間劃定過於鮮明的界線；（4）哈伯瑪斯對組織和利益團體在公共事務日漸增強的角色，相關的論述含糊不清、且過於悲觀（Thompson, 1993）。

五、     公共領域與網際網路

        隨著網際網路於九零年代的發展，公共領域是否能透過網際網路再現，為眾多學者所關注與討論的議題。

        承襲Habermas的古典定義，傳播學者Sparks定義「全球公共領域」，必須具備普世性（universality）和平等性（equality），即世界所有公民的近用權必須得到保障，且所有公民參與討論的機會不受限制（Sparks, 1998；轉引自洪貞玲、劉昌德，2004）。

        樂觀者認為，網路能拓展公民自由平等地政治參與，將取代受商業「污染」的傳統媒體、創造新的公共領域。過去傳統大眾媒體被侷限在民族國家之內，受政府管制；如今由於網路不受地理限制的特性，其虛擬空間能成為全球公共領域的最佳載體。反之，悲觀者則指出，網路所構成的全球論壇有其侷限與不平等問題，包括數位落差、網路世界的碎裂化、商業化，以及英語霸權等問題，所以必須承認當前的網路空間只是「全球廣場」，還稱不上「全球公共領域」（洪貞玲、劉昌德，2004）。

        撇除樂觀派與悲觀派之爭，一些學者主張應先探究「公共領域的概念是否適用於網際網路」，因其前提：要求參與者擁有溝通理性，反應參與者需具備一定的共同性和道德觀，而忽略現實社會的性別、階級、種族、權力等差異。因此若要打破公共領域論述的原有限制，應該朝著承認「多元公眾」存在的方向前進，而非哈伯瑪斯專指較為單一的特定階級和強求共善、避免私人議題的公共討論。欲透過網路進行審議民主，必須考量在公/私界線日漸模糊的社會前提，並從強求「網路的共識形成」轉向「對抗性公眾的轉換潛力」——讓公眾透過合法、非暴力的形式，允許異議發聲、相互競逐爭勝——以面對分歧、達成衝突性的共識（Fraser, 1990；Mouffe, 2000；轉引自林宇玲，2014）。

        哈伯瑪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990年版序中提及，電子媒體（尤其電視轉播對1989年蘇聯被推翻的影響）展現了無所不在的特性和革命性力量。在序末他提及，若再重新研究公共領域，他說「我的評述會少一些悲觀色彩」（曹衛東，2002）。而網際網路是否會擴大公共參與，哈伯瑪斯在探討媒體社會裡的政治溝通一文，在註解中的敘述採的是懷疑立場。他指出網路的確讓基層擁有發聲管道，但先存條件是其可以削弱和超越威權政權的審查制度；此外，他認為網路上數以百萬計的聊天論壇所導致劇烈的碎裂化（fragmentation of large），造成許多孤立的議題和公眾，不見得會有利於民主政治（Habermas, 2006；轉引自林宇玲，2014）。

六、     公共領域之小結

        公共領域一概念，橫跨當代社會諸多面向和學科，然而此概念只是哈伯瑪斯廣袤論述中的一項，背後涉及的西方哲學基礎和社會發展的複雜脈絡，本文只能以管窺天、略為點到。

        作為後進的亞洲和台灣，雖在思想啟蒙和科技發展上有斷裂和缺口，但引進西方論述和經過本地轉譯後，仍能從西方取得借鏡和獲益。本土傳媒界學者的熱烈討論，可見於《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李丁讚等編，2004，台北縣新店市：桂冠圖書）。儘管不少論者的語調悲觀同哈伯瑪斯本人，但學者們仍多少寄望網際網路如日中天的發展，存有下一個接近公共領域理想型出現的希望。

        近年的茉莉花革命，或港台的社會運動，網際網路在其間所扮演的催化者角色，不容小覷。但至於虛擬空間的討論，是否能凝聚成共識、以致影響實質的公共決策，並帶來具體改變，似乎已不是哈伯瑪斯原有的公共領域論述中所能估量的了。

        隨著更多學者批判和擴充公共領域的論述，以及全球各地行動者的實踐，溝通理性和審議民主也許仍有透過網路施展的可能。畢竟，現今要定奪公共領域的完全消亡或延續擴展與否，或許仍言之過早。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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