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年代

......在一定意義上，教育代表著個人主義式的工作競爭、「向才幹之士」，以及實力戰勝出身和關係。在此，教育的效用完全與實業不相上下，而且是透過競爭性的考試來實現的。如同往例，考試制度最具邏輯性的表現方式，也是產生於法國大革命之中，類似等級制度的考試，迄今仍在從學術優勝者中挑出知識菁英份子，去管理和教導法國人民。學識和競爭性考試，也是英國最具資產階級義式的思想學派的理想。這個就是邊沁主義的「哲學激進派」，他們最終（但不是在本書所述時期結束之前）會將這種理想以一種極為純淨的形式，強加在英國內政部和印度事務部之上，以反對貴族的激烈抵抗。憑實力取才，如經由考試或其他教育檢定，已成為公認的理想典範。最民主的文官制度，傾向於以選舉而不是考試作為選拔公職人員的標準。雖然，像其他形式的個人主義競爭一樣，考試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方法，卻不是民主的或平等主義的方法。

        因此，教育向有才之士開放所產生的首要社會結果，是矛盾的。它所產生的不是自由競爭的「開放社會」，而是官僚制度的「封閉社會」；但是，這兩者──以其多樣的方式──都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時代最富特色的體制。十九世紀高等文官的氣質，基本上仍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時的那種氣質：在中歐和東歐是共濟會式和「約瑟芬式」（Joesphinian），在法國是拿破崙式，在其他拉丁語系國家是自由主義式和反教士的，在英國則是邊沁主義式。眾人一致公認，一旦有實力者在文官制度中鞏固了地位，競爭就轉變為自動晉升。因此，乍看起來，官僚制度非常不同於自由主義社會的理想。然而，憑實力選才的意識、普遍的廉潔風氣、講求實際的效率、一定的教育程度，以及非貴族的出身，都將公職文官聚為一體。就算是刻板嚴厲的堅持自動晉升（尤其是在那個非常中產階級的英國海軍部中，其延續的時間已達到了荒唐程度），至少也有以下的好處：排斥典型的貴族徇私或君王偏袒的習性。在經濟發展停滯落後的社會中，公職向新興的中產階級提供了一種替代的中心點。（巴爾札克小說中的所有官員，看來都是出身於小企業家庭或即將變成小企業家庭。）一八四八年的法蘭克福國會（Frankfurt Parliament）中，百分之六十八的議員都是文官或其他官員，只有百分之十二的議員是「自由業者」，百分之二點五是實業家，這種情況並非偶然。

—p.278-279〈向才幹之士開放的職業〉

……新教宗派主義的擴張運動幾乎完全局限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其程度無法測度，因為這類運動有些（例如日耳曼虔信派或英國福音派）依然存在於既定的國家教會框架之內。不過，其規模是不用懷疑的。一八五一年時，差不多有半數英格蘭和威爾斯新教信徒，參加了不同於英國國教的宗教儀式。各種教派這種異乎尋常的勝利，主要是自一七九零年時來，或更準確地說是自拿破崙戰爭末期以來，宗教發展的自然結果。一七九零年時，英國衛理派僅有五萬九千名領受聖餐的成員，然而一八五零年，該會及其各種分支的成員人數已差不多是上述數目的十倍。在美國，一個很相似的群眾改宗過程，也增加了浸信會或衛理教徒的數量，並且在較小程度上增加了長老派信徒的數量，而這一切，都是以削弱以往佔支配地位的教會為代價。一八五零年時，幾乎四分之三的美國教會都屬於這三個教派。國家教會的瓦解，各種教派的析出和興起，也是這一時期蘇格蘭（一八四三年的「大崩潰」）、尼德蘭、挪威和其他國家宗教史的特徵。

        新教宗派主義受限於地理和社會的理由十分明顯。羅馬天主教國家不可能為公眾教派提供空間與傳統。在當地，若想與國家教會或佔支配地位的宗教斷絕關係，可能採取的方式是群眾性的脫基督教化（尤其在男人當中），而不是教派分離的形式（相反地，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新教反教權主義，則常是歐陸國家無神論者反教權主義的精確對等物）。因此，宗教復興主義傾向於在羅馬天主教已被接受的框架之內，採用某種感性崇拜的形式，或某種創造奇蹟的聖者或朝聖形式。在本書所論時期，這類聖者當中有一、兩位已十分廣為人知，例如，法國阿爾斯的本堂神父（Cure d’Ars, 1789-1859）。東歐的希臘正教更適於產生宗派主義，在俄國這個自十七世紀後期即日見走向崩潰的落後社會，早已產生了大批教派。其中有些是十八世紀後期和拿破崙時期的產物，例如自我閹割的苦行派（Skoptsi）、烏克蘭的捍衛靈魂派（Doukhobors）和莫洛肯派；有些則始自十七世紀，例如「老信徒教派」。但是，整體來說，這類宗派主義訴求的階級多半是小技工、商人、商業性農夫，以及其他資產階級先驅，或已覺醒的農民革命者，這些階層的人數仍不夠多，不足以產生一場大規模的宗派運動。

        在新教國家裡，形式則不一樣。這些國家受到商業和工業社會的衝擊最為強烈（至少在英國和美國是如此），而宗派傳統卻早已形成。新教的排他性和堅持人與上帝之間的個人交流，以及其道德上的嚴肅性，吸引了或教導了正在竄起的企業家和小業者。而其嚴厲的地獄譴責說，以及素樸的個人得救論，則吸引了那些在惡劣環境下過著艱苦生活的人們：拓荒者和水手、小自耕農和礦工、受剝削的技工等等。這種教派很容易轉化成一種民主平等的信仰代表，由於它們沒有社會或宗教上的等級制度，因而對普通人具有相當的吸引力。由於它憎惡繁文褥節和艱深教義，遂帶動了業餘的預言和佈道。長久以來的千禧年傳統，有助於一種原始的方式表現出社會反叛。最後，它與情感強烈的個人「皈依」攜手並行，共同為一種激情澎湃的群眾宗教「復興運動」開闢了道路。在其中，男人和女人能夠從一個未能為群眾情緒提供任何新發洩口，甚至還把舊發洩口毀滅了的社會的壓抑之中，找到一種可喜的解脫。

        「復興運動」的最大影響力在於促進教派蔓延。新教異端的復興與擴張，其推動力正是來自於最具有強烈情感色彩，信仰非理性主義個人得救論的衛理（John Wesley, 1703-91）及其信眾，至少在英國是如此。基於此一理由，這類新教派和新趨勢最初都非常厭惡政治，甚至（像衛理教派）非常保守，由於他們主張脫離邪惡的外在世界，轉而追尋個人得救或壓抑自我的群體生活，這也就意味著，他們拒絕對其世俗安排進行集體改變。他們的「政治」能量一般多用於道德和宗教方面，例如推廣海外傳教、反對奴隸制度和宣傳戒酒等。在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期間，於政治上表現積極、立場激進的宗派，多半都是更早期、更嚴肅且更平靜的異端和清教團體。他們是十七世紀的殘存者，其主張若非停滯不前，便是在十八世紀理性主義影響之下，向一種知識分子的自然神論靠攏：長老派、公理會、唯一神教派、教友派。以新的衛理公會形式出現的宗派主義，是反革命的，有些人甚至誤以為：英國之所以能在本書所論時期倖免於革命之火，便是由於這類反革命教派的發展。

        然而，這些新教派的社會特徵，使得它們的神學理論不容易脫離塵世。在富人權貴與傳統平民的中間地帶，它們傳播得最快，諸如那些行將升格為中產階級，或行將淪落成無產階級平民，以及介於他們之間，各式各樣地位悲下但個人身獨立的群眾。這些人的政治態度，基本上多半傾向於雅各賓式或傑佛遜式的激進主義，至少也是一種溫和的中產階級自由主義。因此，英國的「非國教主義」（Nonconformism）以及美國流行的新教教會，便趨近於採取左翼政治立場，儘管英國的衛理派信徒，要到結束於一八四八年、長達半個世紀的分裂與內部危機之後，才正式放棄其創始人的保皇派立場。

—p.329-331〈意識型態：宗教〉

        簡而言之，對於古典自由主義來說，人類世界是由具有某些內在熱情和趨力的獨立個體所構成的，每個個體的首要目的便是尋求最大限度的滿足，而將其不滿降至最低，在這一點上，所有人都是一樣的。（偉大的霍布斯強烈地贊成──基於實用目的──所有人在各個方面徹底平等，除了「科學」之外。）同時，每個個體也都會「與生俱來地」認為其欲望衝動應該是沒有限制且不容干涉的。換言之，每一個人都「與生俱來地」擁有其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如同美國「獨立宣言」所指出的那樣，儘管最講究邏輯的自由思想家寧可不把這一點放進「天賦權利」之中。在追求這種自我利益的過程中，每個處於無政府狀態下的平等競爭著，發現他無可避免地會與其他個體建立某些聯繫，且這種聯繫經常是有利的，這套複雜的安排（常用「契約」這個坦率的商業術語來表述）遂構成了社會以及社會或政治群體。當然，這類安排和聯繫，意味著與生俱來的那種無限制且隨心所欲的自由將有某種程度的減少，而政治的任務之一，便是要把對自由的這種干預降低到實際可行的最低限度。也許除了諸如父母和子女這類不可能在縮小的性群體之外，古典自由主義的「人」（其文學上的象徵是魯賓遜），只有在大量共存這一點上才是一種社會動物。社會目標因而也就是個人目標的總和。幸福（這個詞位其定義者所帶的麻煩與其他追求者一樣多）是每個個體的至上目標：「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顯然就是社會的目標。

—p.343-344〈意識型態：世俗界〉

        不管是哪個時期，那些決定各類藝術興衰的因素仍然不很清楚。可是，毋庸置疑，在一七八九至一八四八年間，答案肯定要先從雙元革命的影響中去尋找。假使要用一句令人誤解的句子去概括這個時代藝術家和社會的關係，我們可以說，法國大革命以自身為榜樣鼓舞了他們，工業革命以其恐怖喚醒了他們，而因這兩種革命而生的資產階級社會，則改變了他們本身的生存狀態和創作方式。

        這個時期的藝術家直接受到公共事務的激勵並捲入其中，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莫札特為高度政治性的共濟會儀式寫了一部宣傳性的歌劇（一七九零年的《魔笛》），貝多芬將《英雄交響曲》獻給法國大革命的繼承人拿破崙，歌德起碼算得上是一位頗具影像力的政治家和文職官員。狄更斯寫了幾部小說攻擊社會弊端，杜斯妥也夫斯基在一八四九年因革命活動幾乎被判處死刑。華格納和哥雅遭到政治流放，普希金因捲入十二月黨人的活動而是到懲罰，而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已成為社會覺醒的紀念碑。再也沒有比把創造力的藝術家描繪為「中立者」更不符合實情的事了。 ……

        公共事務和各類藝術之間的聯繫，在民族意識和民族解放或統一運動正在發展的國家中尤為牢固（參見第七章）。在日耳曼、俄國、波蘭、匈牙利、斯堪地那維亞銖國以及其他地區，這一時期的文藝復興或誕生，是與維護本國語言和本國人民在文化上的最高地位，以反對使用外國語言的世界性貴族文化的主張相一致──事實上它經常是這種主張的最初表現形式──這種情形顯然並非偶然。很自然的，這樣的民族主義在文學和音樂中能夠找到其最明顯的文化表達，這兩種形式都是大眾藝術，且能夠吸收一般人民強有力的創造性遺產──語言和民歌。......當然我們不應忘記，這些心性的民族文化仍然是局限於少數受過教育的中上層階級之上。......這個時期還沒有什麼重大的藝術成就是不識字的人或窮人所能接觸到的，在大規模的民歌或政治運動將他們轉變為共同象徵之前，歐洲大部分居民幾乎肯定不知道這些藝術成就。

—p.372-373

《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E. J. Hobsbawn‧1975（麥田1997）

讀畢於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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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生平第一本霍爺爺！

這座山在大一時爬了兩步就放棄，經過KKK新社思指點，加上芳明表示為必讀書目（評：三部曲好，極端則寫壞），費盡諸多搭車時日，終於完結了一本。另外幾座山恐怕一輩子都攻克不了，何年何月才能再拿起來......嗚喔喔。

也就是在這段旁聽時日，霍爺爺過世，只能把書都敗回家以茲紀念。結果，我阿娘讀書比我讀得還要勤（還擅自用蠟筆畫重點），真是又怒又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