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代大師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梁思永病逝，中國考古學界一顆巨星在他五十歲的英年殞落，科學界同仁無不傷感悲泣。梁思永的遺骨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由梁思成親自設計的漢白玉臥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撰寫的墓誌銘：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梁思永先生之墓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卒

郭沫若敬題

         對於梁思永的墓誌銘，許多年後，有人認為郭沫若如此題刻，是對這位學術巨人的不敬。梁思永的成名來源於他對中國考古學所做出的重大貢獻，他的業績是通過一個無與倫比的考古學家的身分創造的，絕非一個考古所副所長這樣一個官僚位可與之相提並論。失去了考古學家的頭銜，梁思永不再是人們心目中崇敬有加的梁思永，也不是一九四八年當選為首屆中研院院士的學術大師梁思永，而只能是宦海浪潮中，一個整日戰戰兢兢的刀筆小吏。一九二七年二月，梁思成從美國致信父親梁啟超，對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學專業於國家民族進步，提出了到底是有用還是無用的詢問。對此，梁啟超作了斬釘截鐵地回答：「這個問題很容易解答，試問唐開元天寶年間李白、杜甫與姚崇、宋璟比較，其貢獻於國家者孰多？為中國文化史及全人類文化史起見，姚、宋之有無，算不得什麼事。若沒有了李、杜，試問歷史減色多少呢？」又說：「思成所當自策勵者，懼不能為我國美術界作李、杜耳。如期能之，則開元、天寶間時局之小小安危，算什麼呢？」梁思成與梁思永兄弟的確沒有做成近代的李、杜，但卻用自己的辛勞和智慧構築起前無古人的名山大業，成為近代田野考古學與建築史學這道星河中最亮麗的明星，其對中國乃至世界文化使的貢獻，怎是一個小小的副所長的官帽所能涵蓋得了的？

—p.98-99

       傅斯年職掌台大後，本著「決不讓任何學生因經濟拮据而喪失他的學業」的辦學宗旨，不論學生出身貧富，一律按招考標準予以錄取，從而使貧苦人家的孩子得有入學就讀的機會。經此改革，出身貧窮且遠離家鄉的學生不斷增多。隨著大批學生湧進，台大的師資力量顯得異常奇缺，儘管在撤離大陸時，朱家驊、傅斯年已對這一問題有前瞻性考慮和準備，無奈被「搶救」到台灣的學人實在太少，著名的教授只有沈剛伯、錢思亮、毛子水、鄭通和、余又蓀、台靜農、姚從吾、王國華、東方美、夏德義、李宗侗、英千里、楊樹人、潘貫、薩孟武、杜聰明、彭九生、陳振鐸等三十幾人，顯然無法填補大多數學科一流座椅的空白。所幸的是中研院史語所、數學所等一批精英遷往台灣，才算把台大文理科勉強充實起來，如史語所遷台的李濟、董作賓、凌純聲、芮逸夫、石璋如、勞幹、高去尋、屈萬里等等著名學者，皆應聘到台大兼課，成為史語所與台大文學院合聘的教授。許多年之後，無論是傅的追捧者還是對立面，回憶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都不得不承認，假如沒有傅斯年，台灣大學在那樣動盪的時局中，想要在短時間中迅速崛起，奠定一個現代大學的基礎，是難以想像的。

—p.333-334

        一九四六年四月六日，大批軍警闖入台大與台師大兩校園肆意逮捕學生，有二十多人被捕，釀成著名的「四六事件」。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逕行進入台大校園逮捕師生高度不滿，以強硬的態度，在權利保護學生的同時，與國民黨當局與軍警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並公開放言，如果得不到校長批准而要抓學生，就先把他抓起來，甚至向當時主持實際事務的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彭孟緝警告：「若有學生流血，我就跟你拼命！」最終台大學生受損較少，而相隔不遠的台師大學生因校保護不利，導致數名學生被軍警秘密槍殺的慘痛後果，而師大學生一直對當年的學校當局記恨在心。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針對校外校內傳言傅斯年將去過，將辭職的狀況，傅斯年在校刊上發表了《致台大同事同學》的公開心，信中說：「半年多來，校外攻擊斯年者，實不無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為殖民地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半為何物，故如遂其志，實陷本校於崩潰。鑑於一年來同事同學對傅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難之時，決不辭職，決不遷就，決倍加努力，為學校之進步而奮鬥！」

        正是這種內外交困的局面與本人剛烈的性格，導致傅斯年血壓驟然增高，身體漸漸垮了下來，最終驟然離世。一九五〇年夏天，傅身患膽結石，不得不到醫院做手術。出院時醫生勸他至少要在家中休養一週，但台大的事務紛亂如麻，根本無法辦到。對此，朱家驊曾以十分傷感的心情回憶說：「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幾天，在閒談之中，他忽然對我說：『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要斷送在台大了。』當時我只以為他因感覺辦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語。不意數日之後，便成讖言。」

        據俞大綵回憶：「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個寒冷的夜晚，我為他在小書室中生炭盆取暖。他穿著一件厚棉袍伏案寫作。我坐在對面，縫補他的衣襪。因為他次日要參加兩個會議，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擱下筆抬頭對我說，他正在為董作賓先生刊行的《大陸雜誌》趕寫文章，想急於拿到稿費，做一條棉褲。他又說，你不對我哭窮，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費到手後，你快去買幾尺粗布，一捆棉花，為我縫一條棉褲，我的腿怕冷，西裝褲太薄，不足以禦寒。」

        傅氏說到這裡，俞大綵一陣辛酸，欲哭無淚。儘管當時代灣的經濟狀況極度混亂糟糕，但比抗戰時期在昆明和李莊總要好一些，而傅斯年作為台灣大學校長兼中研院史語所所長，一般人也許覺得他不該再像李莊時代那樣鬧窮了，殊不知當時傅領的只是台大的薪水，他和時任台大英語系副教授的夫人俞大綵兩個人的收入，僅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此前，傅斯年拿到一筆報刊文章的稿費，想托衛生署的官員劉瑞恒出差到香港時買一套現成的西服，但把稿費和家裡的存款加起來一算，只能買一件上衣。傅斯年只好說：「幸虧我還有沒破的褲子，那就只買件上衣吧。」

        在這個暗伏不祥之兆的冬夜，正當俞大綵位家中的窮苦生活黯然神傷時，傅斯年起身滿臉疲倦地打了個哈欠，突然指著壁上的書架說：「這些書，還有存於史語所一房間的書，我死後留給兒子。我要請董作賓先生製一顆圖章，上刻『孟真遺子之書』幾個字。」言畢，長歎一聲，一反常態地對俞大綵說道：「你嫁給我這個窮書生，十餘年來，沒有過幾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後，竟無半文錢留給你們母子，我對不起你們。」俞大綵聽到這裡，大為驚駭，急忙起身捂住了傅斯年的嘴巴，沒讓他繼續說下去。

        俞大綵回憶這個夜晚的凶兆時說：「我一向不迷信，難道這幾句話就是他的遺言？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陣寒風，我猛然感到一陣透骨的寒冷。」

        數日後，當董作賓含淚把稿費送到傅家時，俞大綵雙手捧著裝錢的信封，悲痛欲絕，泣不成聲。用心血換取的稿費到來了，但此時的傅斯年已命歸黃泉，不再需要為自己的雙腿做禦寒的棉褲了。

—p.335-337

        傅斯年去世後，當局任命錢思亮為台大校長。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斯年逝世一周年忌辰，台灣大學為紀念傅氏開創台大一帶新風之功績，按照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為該校創始人、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專門在園內建造陵墓的成例，特在台大實驗植物園內專門劃出一塊地造羅馬式紀念亭，亭中砌長方形墓一座，墓前立有無字碑，修有噴水池。園中有兵工署捐贈的一座紀念鐘，鐘上鑄有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八字校訓。由錢思亮校長主持，將傅斯年的骨灰安葬在紀念亭內大理石墓葬中。自此，此處被稱為傅園，紀念鐘為傅鐘，墓與鐘掩映在碧綠的椰林大道旁的鮮花翠柏之中，渾然一體，蔚為壯觀。

        同傑弗遜的墓園供人憑弔一樣，台大校園內的傅園也供人瞻仰，傅鐘更成為台大每日上課、下課的鳴鐘。每當深沈悠揚的鐘聲響起，在激起台大師生工作、學習熱情的同時，也從流逝飄散的歲月中喚起對故校長傅斯年的懷念知情。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台灣大學都在傅園佈置鮮花瓜果以誌紀念。而三月二十六日，即傅斯年的誕辰之日，則由史語所和台灣大學輪流舉行學術演講紀念活動。自一九五四年始，此項活動作為一種傳統延續下來，歷久不輟。

—p.343-344

（攝於2014.03）

《最後一代大師：離亂年代下的身影》岳南．八旗文化2013（二版2014）（原書名：之後再無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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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書路徑：史繹演講→岳南《南渡北歸》→anobii書櫃→網友review→學校圖書館消失的索書號→珊珊的書櫃→借龔俊的書→國際書展手滑

昨天讀完，問我媽是否對胡適的過世有什麼印象（書中照片喪禮，萬人空巷）。媽說：那時我才幾歲而已呀？突然，她就想到了外公。外公對胡適是極其敬佩的，尤其推崇那一輩英美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而外公是跟著國民政府一起來台的國防醫學院學生。媽忍不住開始話當年：韓偉院長的文章（在中央日報投稿，表明只要賽先生的我國是很會有問題的...全文）、外公的受洗與過世、國防醫院......講著講著，那又可以另外再寫一篇故事，關於國、關於家。

「那一輩（指五四）的學人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太大了，」也因此使得當時的知識份子對基督教嗤之以鼻，「他們多半對基督教沒什麼好感。」

書裡記著許多我不熟悉考古學大師的經歷，和我原先預想的不太一樣；而珊珊說：這樣不是很令人興奮嘛？是呀，當然有許多作學的興奮，但也有太多時代的痛苦和艱難。

我現在的小兒作學，真是輕鬆快樂得無比。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