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我們對比後工業社會與「工業」社會，就能對於「理論知識」的構成有較好的理解。以前，所有的創新大致是由「秀異的業餘人士」完成，他們碰到實作困難後，常以經驗上嘗試錯誤（trial-and-error）的方式找尋解答。比如，我們想到了史帝文生（George Stephenson）所發明的火車引擎：若要將煤從礦場搬至還有一段距離的河邊，有些困難，為了解決，他就發明了火車，行駛於軌道上而由蒸汽推動。
與此相對，後工業社會的特色是「理論先行，領導經驗，以及知識典碼化成為符號的抽象系統……可以用來弄清楚許多不同的經驗」（Bell, 1976a: 20）。這就是說，如今的創新前提是根據既定的理論原則而進行——比如，在杜林（Alan Turing）那篇雋永的論文（〈論可以計算的數字〉）〔On Computable Numbers, 1937〕出版而設定了二元運算的原則以後，現今的電腦科學才正式起飛；而有了現成的物理原則以後，超小型的積體電路才能構思完成，使「微電子革命」得以發生。
這裡所說的是，當今的理論掛帥，不但見於科技發面的創新，而且甚至社會與經濟事務上，也是這樣。比如，政府的政策都根據特定的經濟理論模式而來。這些模式可能不同—凱因斯學派、貨幣學派、供給學排等等——但部會首長每日衡量決策以因應突發狀況時，都需根據這些理論架構。還有，我們另可舉證，說明理論在社會事務的經營，亦具有優越性，比如，專家根據理論模型，預設家庭結構、生活風格的變化與人口學趨勢等等，然後決定教育與醫療等等事宜。理論知識無法完全精確，確實如此，但這並不影響理論知識是行動的前提。真實的情況是，以前的行動是為了回應實際的問題而舉發（一個技術的問題、一個社會障礙），如今我們的生活是根據理論的基礎而組織起來，根據抽象、概括化的行為原則。
貝爾認為這樣的改變具有重大意義。或許最重要的是，由於理論先行，後工業社會也就比先前社會，具有更大能力，可以計畫並因此在較大程度內，控制未來。這樣的能力，剛好也契合於專業人士喜歡組織與安排生活的傾向。資訊科技出現以後，理論知識更是多樣複雜了。電腦化不但讓「組織化的繁複」得以納入管理，而且在經由程式化以後，更是創造了「智慧科技」（intellectual technology）（Bell, 1976a: 29），將知識（規則、程序等等）整編了進去，而且進一步協助理論知識進行創新工作。
--p.83-84
《資訊社會理論》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Frank Webster．1995．遠流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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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課提問了典碼化（codification）一詞，大家著實認真地討論了一番，老師更是落落長地延伸出學科研究方法的問題。
重點是最後一段「專業人士喜歡組織與安排生活的傾向」、「控制未來」，讀著讀著確實看到自己的影子，雖然自己根本不是什麼專業人士。儘管Webster在這裡多半是狠狠批鬥Bell後工業社會的論述，但他對當代社會的觀察總是有幾分正確。
上研究所以後，原本手記行事曆的習慣完全讓步給科技：電腦和手機的行事曆同步，方便是方便了，但像是把什麼東西給弄丟了（把隱私全給了Google？）。
朋友年底送的年度記事本，千叮萬囑說是精選的，但也始終放在抽屜裡，不知道該怎麼辦，跟著校園每一年的生活手札們放在一起，越疊越高；記得前年剛要開始在系圖打工，帶我們的姊姊問什麼時候有空進行訓練，我連忙拿出手機滑呀滑，她說：拿手機記事的孩子，一定很忙。
有一些東西，就是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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