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十四世紀學者卡爾東（Ibn
Khaldun）所敘述的，這種概念表明了歷史就是：
人類社會或世界文命的紀錄；社會本質中所發生種種變遷的紀錄；人與人之間革命與暴亂，因此而造成了國家大小林立的紀錄；人類各種活動與職業，不管是為了營生或是學問及手工藝的紀錄；以及一般來說，社會本質上本來就會經歷的所有轉變的記錄。
—p.11-12〈前言〉
現在這個時代，從歷史中所得到的經驗累積與凝結，已經不那麼重要了。現在隱約已經不是（也不可能是）過去的影印，過去也不可能在實際運作上充當現在的模範。由於工業化的開始，每一個世代都帶來新的事物，每一件都讓人震撼而與過去沒有什麼類似之處。不過，這個世界還有很多的區域，過去在日常事務上仍維持著它的權威；歷史或經驗仍具備舊日的意義，而在事物的處理上仍須遵照祖先的作法。在我們要進入更複雜的主題之前，我想我應該要提醒你們注意這一點。
—p.60-61〈關於當代社會，歷史能告訴我們什麼〉（1984）
……如葛爾納（Ernest Gellner）所說（這位著名學者完全不屬於馬克思主義者）：
不管大家接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架構，目前來說，還沒有出現另一種完整的對抗模式，不管是針對西方或東方的歷史都一樣。而當大家需要某種架構以供思考時，就算是（也許可以說特別是）不接受馬克思歷史理論的，也要在陳述他們的觀點時提一下馬克思的觀念。
—p.69〈關於當代社會，歷史能告訴我們什麼〉（1984）
大體來說，有兩種力量會模糊我們的視野，讓我們鮮能學習或留意歷史的教訓。我已經提過一個，即透過機械的模型與裝置所呈現的非歷史的、人工設計的、解題式的取向。這個取向在許多資料無法轉換成模型或裝置的，從一開始就被剔除。因此，這種思考並不能將所有的變數都輸進模型裡面，而且就歷史學家來看，其他事物並沒有辦法假定為不變。（這就是我們早該從蘇聯的歷史及其崩潰中學到的東西。）另外一個我也能曾經提過，那就是為了非理性的目的而有系統地扭曲歷史。再回到我先前曾提到的部份，為什麼所有的政權都讓它們的青少年再學校裡讀一點歷史呢？不是為了要了解他們的社會及社會是如何變遷的，而是要認同他們的社會，為他們的社會而驕傲，當個或成為一個美國或西班牙或宏都拉斯或伊拉克的好公民。這種作法跟發動一場運動沒什麼兩樣。歷史是要成為鼓動人心的意識型態，那麼它自然而然地成了自以為是的神話了。這時，沒有什麼東西會比歷史這樣的眼罩更危險了，現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使可以證明這一點。
將這塊眼罩拿掉，是歷史學家的任務，若是做不到，至少偶爾將它輕輕掀起──如果能夠這麼做的話，就能讓當代社會可以看清楚一些事物，即使了解的過程並不好受，但卻能因此有所幫助。幸運的是，大學是教育系統中一個允許（甚至是鼓勵）歷史學家進行這種工作的地方。但也不總是如此，因為歷史專業的培養多半在於訓練一堆服務政權並將政權合理化的人。不過，不是所有的歷史專業都是如此。大學畢竟是批判性的歷史比較可以存在的地方──
一個當代社會中我們可以受到資助的地方──而在慶祝校慶的同時，發表這樣的看法也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p.75-76〈關於當代社會，歷史能告訴我們什麼〉（1984）
這個演講是大衛‧葛拉斯（David
Glass）紀念講座的第一場。葛拉斯是倫敦經濟學
院最傑出的學者之一……他對於自己成為從一八五五年偉大的威廉‧法爾博士（Dr. William Farr）以來，首位進入皇家學院（Royal Society）的社會科學家感到自豪，因為他認為自己（像法爾一樣）是「在」（in）社會而且是「為了」（for）社會的社會科學家，而不只是研究社會而已。
—p.78〈向前看：歷史與未來〉（1981）
……歷史學本身所提供的架構要比那些「統計圖」（statistical projections）要恰當的多了，後者「用某種範疇來編譯經驗與件，而作成圖表，根本不具有任何理論的意義。」
—p.88〈向前看：歷史與未來〉（1981）
以下，我要提出三個未來可能有利於歷史學的發展。
首先，歷史學應該應該重新再來研究人類的轉變，這是重要的歷史問題，而且時機也已經成熟。除此之外，我們還要追問，為什麼人類從採集漁獵進展到現代工業社會，這整個過程只發生在世界的一隅，而非他處。......
第二，各種事物如何結合在一起，這也是個重要問題。......我指的是，人類生活中各個面向的互動模式，如經濟、政治、家庭與性關係、廣義或狹義的文化，或是感性。......
還有第三類問題，這些問題比較接近傳統史家的興趣。歷史經驗、歷史事件以及歷史情結的種種細節，到底重不重要？
—p.125-128〈歷史學進步了嗎？〉（1979）
……一般來說，社會史是一直到最近才流行起來的（至少名字是如此），在此之前，社會史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它指涉窮人或下層階層的歷史，講得稍微狹義一點的話，就是窮人的運動史（「社會運動」）。......第二，社會史過去被用來指涉某些作品，這些作品專門研究各種的人類活動，只是這些活動難以歸類（除非你要用「習慣、風俗、每天的生活」來形容），所以統稱為社會史。......社會史的第三種意義是最普遍的，而且也最與我們的目的相符：「社會」（social）史與「經濟史」（economic history）聯合在一起。
—p.132-133〈從社會史到社會的歷史〉（1970）
……計量史學的限制也很明顯，有位諾貝爾獎得主（附註：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對於完全量化的經濟史就有所保留，也就是說：「當我們研究過去時，我們應該會發現，生命當中的經濟面向，只是諸多面向之一，而且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它還是比較單純的一面。」這當中有四個弱點。第一，就它從非歷史的角度來研究過去來看，它完全沒有觸及到歷史發展的大問題。......第二，我們可以舉出一個計量史學可以適用的經濟事實，就能夠用來否證計量史學所建構出的圖像。......第三個弱點是它不只要仰賴確實的資料（經常不完整且不可靠），而且更大部分是要創造及假設資料。......程序上的瑕疵，構成了計量史學的第四個弱點。它的流程是從模式到資料，造成資料本身失去了獨立性。因此，它無法脫離理論來說話，而它的理論又不具歷史性。
—p.200-204〈歷史學家與經濟學家：第二部分〉（1980）
……我們很難舉出有哪個有名的經濟學家是沒有涉入政治的，基於同樣的理由，我們也很難想出有哪個偉大的醫學家從來沒有致力於解決人類疾病問題。社會科學本質上就是設計來「應用的」（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用來改變世界而不是解釋世界（或是解釋為什麼世界不需要改變）。更有甚者，時至今日至少在英美來說，經濟理論家比較不認為自己是「知識」的生產者，生產出知識為人所用（如反法西斯的科學家在二次大戰時說服自己的政府，核武是可行的），相反地，他們以十字軍為己任──如凱因斯與傅利曼──或至少在公共政策的辯論上表現得相當活躍並主動參與。凱因斯並不是從他的《一般理論》中導出政策：他之所以寫《一般理論》是為了要替他的政策提供一個更完整的基礎（或者是說一種強有力的宣傳）。相對來說，社會學大師與政策的連繫比較少，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的主題以及論述的方式比較難以清楚地轉換成政府的政策──但是卻可以當宣傳（或教育）的工具。事實上，社會學的幾個創建者，他們的政治立場相當鮮明，而且社會學在一開始作為一門學科而存在時，其從業人員就充滿了黨同伐異的氣氛。......
這些學科的發展無疑與黨派意識脫不了關係──其實，沒有黨派意識就沒有學科的發展。不過，有些人卻認為學者只是一個單純的真理追求者，但真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興趣知道。這種想法之所以會為人所接受，可能是因為他們只從數字的成長來看科學，並且將科學跟社會區別開來，而只把學術當成職業；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為學術總是在回應某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最後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把學術看得很神祕。在一個專業經濟學家的時代，沒有人會去爭論奎奈（Quesnay，醫生）、高里雅尼（Galiani，官員）、亞當‧史密斯（大學教授），李嘉圖（金融家）或馬爾薩斯（教士）是不是帶有政治意圖。專業受薪知識分子作為一種社會階層，發展越來越多元，日久便造成知識分子間的鴻溝，因此經濟與政治的決策者就有充足的理由認為自己士獨立的「專家」階級。
—p.232-233〈黨派意識〉（1979）
今日，黨派意識的問題需要特別強調，因為學院職位史無前例地擴張與分化，形成學科之外還有次學科，並造成了學院的思考逐步向內。之所以如此，是有社會學上的原因，也跟學科本身的發展有關。而這兩個因素讓大部分的學院人士自足於自己的小領域中當專家，至於那些敢超越自己領域發聲的大概只有兩種人，一種是鹵莽的，一種是心有定見的。隨著時光流逝，各領域的人都不再有自信超越自己的領域來說話──因為他們只熟悉自己的工作──其他的領域自有其他的專家來照管，他們將知識與技術弄得深奧無比，讓一般外行人無法接近。專業期刊、通訊與會議越來越多，每個領域中的辯論讓非此領域的人望之卻步，沒有長時間的準備與閱讀，根本不可能擁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來進行討論。令人疲乏的「文獻」書目，只有正在寫論文的人才會去接觸，這更助長了學院的封閉性。......
但是，如果在專業上與技術上都不夠格的入侵者被排除在外，那麼學院內部的人反而會無法充分把握研究內容的真正意涵。
—p.237-238〈黨派意識〉（1979）
馬克思主義（以及庸俗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特別表現在將歷史學成功轉型為社會科學上面，雖然其間所遭遇的抵抗不小，但到了二十世紀，歷史學歸屬於社會科學終成定局。馬克思主義在這個過程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對實證主義的批判上。實證主義是一種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帶入社會科學的嘗試，它試圖將人的因素去除，務使其成為非人（non-human）研究。這意味著把社會當作人際關係的系統，而對馬克思來說，這個系統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生產與再生產。這也意味著把這個系統當成一個能自我維持的個體，並且研究這個個體與外在環境的關係──非人與人──以及個體的內部關係。
—p.254〈馬克思給了歷史學家什麼？〉（1968）
馬克思對於歷史學家（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影響，其基礎主要來自於兩方面，一個是他的理論（歷史唯物論），認為人類歷史發展是從原始共同體到資本主義，另一個則是他的具體觀察，針對過去的問題所提出的特定看法。
—p.271〈馬克思與歷史學〉（1983）
……長久以來，歷史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中最沒有爭議的一部分，也是其核心。它是從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批判日耳曼哲學與意識型態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因此它主要是用來反對這樣一種信仰，那就是「觀念、思想、概念可以產生、決定並支配人類的物質條件及生活。」從一八四六年以來，這個概念就沒有變動過。它可以以一句話表示，但可能說法不只一個：「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
—p.272〈馬克思與歷史學〉（1983）
現在讓我回來討論我一開頭想要講的，馬克思對歷史學家有什麼獨特意義。馬克思仍然很適合作為歷史研究的基礎，因為到目前為止，只有他把歷史當成一個整體來發展方法論，並且只有他從一個預見的角度來解釋整個人類社會進化的過程。從這個方面來看，馬克思優於韋伯（在對史家的理論影響上，他是馬克思唯一的對手），而從更多方面來看，前者更可以補充並更正後者。沒有韋伯的補充，則馬克思式的歷史仍可理解，但若沒有馬克思的補充或至少是提問（Fragestellung），則韋伯式的歷史（以馬克思為出發點）就不可理解。要調查人類社會進化的過程，意味著要問馬克思式的問題，就算你不接受他的答案也一樣。
—p.282-283〈馬克思與歷史學〉（1983）
……這兩個主題對我來說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第一個我已經提過了：社會或社會系統的發展，本質上是混合及聯合的，它與其他的系統及自己的過去互動。馬克思所說的名言，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而不是從「過去所傳遞、給定與建立的既定環境下」來選擇歷史。第二個則是階級與階級鬥爭。
—p.283〈馬克思與歷史學〉（1983）
……社會各種制度在經過一百五十年的演變之後，野蠻主義在二十世紀已經大幅增加了，而且還在增加中。在這個脈絡裡，我所了解的「野蠻主義」指的是兩件事。第一，所有社會所借以歸制其成員關係及其成員與其他社會關係的道德行為與規則系統已經瓦解而崩潰了。第二，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反轉。啟蒙運動是針對道德行為的規則與標準所建立的普世系統，從國家體制中來體現人類理性的進展：追求生命、自由與幸福，以及自由、平等與博愛。這兩樣都已經發生，而且還加強了彼此對我們生活的反效果。
—p.412〈野蠻主義：使用指南〉（1994）
……歷史學家應該永遠記住這一點。我們在我們的領域中所耕耘收成的東西，最後應該成為人民的鴉片才對。
—p.447〈自我認同的歷史還不夠〉（1994）
《論歷史》‧On History‧Eric Hobsbawm‧1997‧（麥田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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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氣！
我的標籤終於出現了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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